农村残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及未来政策取向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残障儿童的总量众多。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优生优育、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以山东、广西和四川三地的实地调查情况看来,地域性的脑瘫、听力障碍和孤独症儿童的数量呈增加的趋势。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8296万残疾人口中,0-14岁的残疾人口为387万人,占4.66%。其中,智力残疾所占比例最高,占36.09%;其他依次为:多重残疾、肢体残疾、言语残疾、听力残疾、视力残疾和精神残疾。另据报道,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主任陈淑云指出,我国残疾儿童的绝对人数在世界上是最多的。我国共有0至14岁儿童残疾儿童大约817万人,其中视力残疾儿童18万,听力残疾儿童116万,肢体残疾儿童539万,智力残疾儿童62万,精神残疾儿童1.4万,多重残疾儿童80万;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15.8%,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66%。
这里需要对孤独症(也称自闭症)作出特别的说明。从1982年我国宣布确诊4例孤独症患者至今,我国的自闭症儿童数量激增。2006年我国将孤独症正式划入精神残疾的类别,但并未列入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范围,因而没有该类人群的全国性确切数据。根据二次抽样调查报告,目前我国0-6岁精神残疾现患率为0.110%,约有精神残疾儿童11万人,且现患率呈上升趋势。另据精神残疾儿童发现率推算,全国每年新增0-6岁精神残疾儿童约1.5万人。由于孤独症是儿童精神残疾致残的主要原因,所以孤独症儿童在精神残疾儿童中应占据较大比例。2世界范围内的估计,其出现率大约是4-5‰。2001年,6省市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孤独症患病率上升到1.5‰。以此类推,所得的保守数字是全国患病人数约在100万—150万之间。有些研究者推算我国年龄在0-20岁的患者数量近五百万。
由上述资料可知,受统计口径和路径等因素影响,我国残障儿童的基本数据并不统一,个别类型的数据资料差距较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前我国残障人口的比例和数字等,几乎均是建立在二次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与各地实际残障人口数量的出入在所难免,这也致使康复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极可能建立在一个不确定且存有偏差的基础上。多地调研过程中唯一的例外是广西的百色市德保县,在广西自治区残联与宣明会合作开展的面向边远贫困地区残障儿童的社区康复项目之际,合作双方从2007年开始,对德保县各个乡镇残疾儿童进行基线调查,对残疾儿童的数量、类型和所需要的康复需求进行专门的登记、存档,实际录得0-14岁残障儿童共435名,其中听力和听力语言障碍儿童69人,智力残疾儿童89人,精神残疾儿童21人等。这是调研期间所能见到的区域性最完整最详实的数据资料。
康复实践表明,0-6岁是各类残疾儿童康复的黄金时期,这一年龄阶段的康复训练的效果最佳,因而被称为抢救性康复。然而,全国各地正在逐步推动着的残障儿童抢救性康复的实施效果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未来的政策取向如何确定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结合三省(区)部分地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二、我国残障儿童抢救性康复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各地政府推出相关政策措施
以山东省和济南市为例。2010年山东省财政厅、残联联合出台了《山东省低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管理办法》(鲁财社〔2010〕 21号)、《关于做好低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工作的通知》(鲁残联发〔2010〕25号)两份文件,要求从2010年起,各级财政将残疾人康复工作作为残疾人事业的重中之重给予大力支持,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贫困残疾儿童康复工程,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或农村领取社会救济金的10岁以下脑瘫、智力残疾儿童和14岁以下的低视力儿童,实施康复救助。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残疾人优惠扶持规定的通知》(济政发〔2008〕42号),除了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加强残疾人康复机构和设施建设等事项外,还规定市、县(市)区残联负责,每年在指定康复机构,对一定数量的7岁(含)以下残疾儿童,免费实施抢救性康复救助;对纳入城镇低保和农村低保的7-14岁残疾儿童实施免费康复救助。
同年,其他如广东省、浙江省等省区也开展了这项工作。2010年4月,浙江省残联、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和省民政厅联合出台政策,建立全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并在全省首次组织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其中包括了为0-6周岁贫困聋儿、脑瘫儿童和智力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1-6周岁贫困聋儿免费实施人工耳蜗手术及术后康复训练等项目。2010年,全省共有2485人得到抢救性康复,123名贫困聋儿获得省项目免费提供的人工耳蜗手术。
(二)残联系统推动的抢救性康复工作的开展情况
2006年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的康复工作任务,其中聋儿听力语言训练8万名、智力残疾儿童系统训练10万名,抢救性康复并未写入“十一五”纲要,但是各地残联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了相关活动,如2008年《北京市残疾儿童少年康复补助暂行办法》(京残发〔2008〕82号)。即便如此,中国残联确实在十一五期间推出了面向贫困家庭残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项目。归纳其近三年的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5公布的数据看,面向听力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智力残疾儿童及其家长和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的数据如下:
类别
年度 聋儿听力语
言康复训练 聋儿家长
培训 孤独症儿童
康复训练 智力残疾儿童
康复训练 智力残疾儿童
家长培训
2008 20122 24314 1027 2.7万 2万余
2009 19830 25654 1090 2.7万 2万余
2010 18809 22924 5620 2.7万 2.1万
从公报可知,残联举办的抢救性康复项目仅明确选取贫困家庭的听力残疾儿童为目标群体,具体数据为:2008年,实施彩票公益金聋儿康复救助项目,资助贫困聋儿6000名,为贫困聋儿配戴助听器12000台;2009年,实施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人工耳蜗项目资助贫困聋儿500名,助听器项目资助贫困聋儿3000名;2010年,实施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人工耳蜗项目资助贫困聋儿730名,助听器项目资助贫困聋儿3000名。
2011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则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实施0-6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项目和0-6岁残疾儿童筛查、报告、转衔、早期康复教育工作机制,建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制度,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扩大康复救助范围。
山东各地残联系统近年来也加大了对残障儿童的扶持力度。2005年3月,济南市残联出台《关于对我市特困家庭孤独症儿童免费康复培训的暂行办法》,自2005年度至2007年度,委托南市明天儿童康复中心对全市部分特困家庭的孤独症儿童提供免费培训,每年免费培训10名孤独症儿童,每个县(市)区1名,每人免除一期(三个月3600元)的培训费用(不包括食宿)。为了使更多的贫困孤独症儿童得到救助,1名贫困孤独症儿童只能享受免费1次。2006年,市残联在免费培训的基础上,又以补贴康复费用的形式开展“扶贫工程”,对全市62名贫困孤独症儿童进行救助,每人每年补贴1200元。2007年省、市残联又加大了对贫困孤独症儿童的救助力度,济南残联制定了《关于在全市开展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程的补充意见》,要求对300名贫困残疾儿童及其家长实施免费康复训练(其中孤独症儿童40名),孤独症儿童年救助定额为3600元/人;机构对每名儿童集中康复训练周期至少半年。另据2008年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全省各级康复机构本年新收聋儿1388人,培训聋儿家长1576人,225名贫困聋儿接受了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
三、抢救性康复项目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残障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集中在聋儿语训、脑瘫(或智力障碍儿童)康复和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等方面。总体看来,在政府主导下各地近年间渐次开展的面向贫困家庭残障儿童的、从实施补贴到减免康复训练费用再到实施抢救性康复项目的转变,体现着全社会对贫困残障儿童的关怀和康复策略的变动轨迹,无疑是我国残障儿童康复政策的标志性进步。但调研而知抢救性康复项目本身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并作扼要阐述。
(一)抢救性康复投入资金总量有限,不足以给予更多有需要的农村困难家庭残障儿童以相应的救助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项目办公室于2011年2月17日向31个省市下达了2011年“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康复项目”年度救助指标,其中,山东50名、广西25名、四川25名7。以济南某智障儿童康复中心为例,该机构得到市残联的扶持,主要面向全市中轻度0-8岁智障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依现有服务能力确定名额为40人,其中30人享受补贴者可免费接受为期一年的康复训练,但目前该机构另有40多位家庭在排队等候。
救助指标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抢救性康复项目自身有着较浓厚的行政性和救助色彩,采取限制规模的方式,致使供给与需求失衡;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推迟着或阻隔了部分符合条件的残障儿童接受服务,这实在有违抢救性康复的初衷,同时也可能在得到和未能得到指标的家长之间人为制造“裂痕”,扰乱了家长间的可能联系。
(二)康复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合理,康复训练质量难以保障
即便是位于省荣军医院内的隶属于省民政厅的山东省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心,也面临着场地狭小、缺少听力检测仪等基本康复设备的问题。康复中心某工作人员介绍说:设施其实缺很多,硬件设施不是很好,像教学系统和言语矫治训练,可以借助电脑操作,可是咱都没有,我们老师教学都是用嘴。(如果)要是借助系统,老师会轻快些,效果也会好一些……
以各地残联系统举办的面向各类残障儿童的康复训练机构来看,机构分布和人员配置明显偏重于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城市,总体呈递减趋势。广西自治区残联、百色市残联、四川广元市残联等,均利用康复中心的资源开展了面向多类残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项目,区别在于地级市的设施相对落后,工作人员的康复水平相对薄弱等,县级残联康复中心只能侧重个别类型的项目康复工作。大部分县级残联康复中心虽具雏形,但受自身实力和能力所限,一部分中心形同虚设。
这种情形意味着至少在未来一个阶段内,有规模的抢救性康复项目只能集中在省会城市,对作为抢救性康复项目获益人的农村贫困家庭而言,接受资助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的背井离乡,跻身城市,甘苦难言。因此这种局面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均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三)康复训练时间短促,后续康复无法跟进,康复效果随时间衰减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各类残障儿童、尤其是脑瘫和自闭症类儿童的康复训练通常应该是长期性的,鲜有一次定期康复而终生治愈的奇迹发生。调查了解,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济南每个月的花费大约是4000元,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学费则更高,多的需要上万元。然而,大量接受了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家长因自身的贫困等原因,无力继续承担后续康复训练的费用,致使返乡后的康复训练活动基本处于迟滞停顿状态,或已经取得的一些康复训练效果逐步消失。例如,多地对自闭症儿童推出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免费优惠性短训,但大多数家长在训练后选择了离开。济南市安安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成立6年来,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及家长超过一千人次,能长期坚持做训练的不足十人;也有部分家长采取的方式是挣钱和攒够了一段时期的康复费用后返回机构,断续之间,康复训练的效果根本无从提起,致使家长焦虑,机构工作人员叹息。一些家长表示,“自从孩子得了这种病,感觉天塌了一样”,几年下来,花了数万至几十万的,有些家长甚至卖掉房子和借高利贷,换来的可能是“效果了了”。听障儿童在获取助听器和植入人工耳蜗并进行了相应的语言训练后的康复效果十分显著,但后续的维护和更新费用同样令家长们深感压抑。
(四)民办康复训练机构得到的扶持不足,生存困难
以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为例,调查的济南市3家机构均为民办,接受的自闭症儿童不足200人,然而,济南市自闭症儿童超过2000人。山东省的自闭症儿童超过2万人,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只有12家。以济南市培慧源孤独症儿童训练中心为例。该机构成立于2004年,由于经费短缺,无力投资建设固定的工作场所,不得不租借用地,而且所租场地多在城市边缘地带,环境相对恶劣。机构成立以来短短的六年间,已经历了六次搬迁。由于城市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和旧村改造的临近,目前正面临着再一次搬迁。屡次搬迁使得机构无形中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带来了经费的困难,也导致一线服务人才的流失等一系列麻烦。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自闭症儿童的特性,每一次搬迁新址,孩子们都要适应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到心理和学习的稳定状态,直接影响了康复效果。广西南宁的“安琪之家”是一所国内有一定影响力和认可度的脑瘫儿童康复教育机构,但调查中获知机构同样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在当地政府和领导的关怀下,依然无法解决固定工作场所这一难题。部分民办机构为了挽留学员,采取低收费策略维持暂时的生存,甚至不得已减少设施设备方面的投入,实际上可能牺牲了机构长远发展的空间。
(五)对家长的关注和支持较少
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个母亲溺死13岁脑瘫双胞胎的案例。2010年11月20日的深夜,韩群凤给两个孩子吃下安眠药,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放入浴缸……孩子死后,她给他们换上新衣服,自己服下农药自杀。由报道可知,韩群凤和丈夫1996年结的婚,1998年6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早产,两个孩子脑部缺氧成了脑瘫。之后,夫妻二人经常去东莞、广州的大医院治疗,都想把孩子治好。两个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夫妻俩听说石碣有个按摩师技艺很好,韩群凤就去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以便就近接受治疗。夫妻俩还请了保姆,专门照看两个孩子。据邻居反映,早在七八年前,一个月的按摩费用就要5000多元,还不包括其它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为这两个孩子,他们至少花了有100万元。”两年前韩群凤向银行提出辞职,负责起照顾两个生活根本无法自理的脑瘫孩子。然而,13年来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治疗、被视为当地“最感人的风景”的韩群凤,最终选择溺死患脑瘫的双胞胎儿子,原因是“担心两个小孩前途,他们越来越重,走路都成问题,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和“想给两个儿子及家人一个解脱”。
“慈母溺子”案例绝非见诸报道的唯一特例。实地访谈中,“死的心都有”和“一死了之”,有着或曾经有过这样心思的家长,绝非少数。建国以来,我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严重扭曲与失衡,致使残障儿童的家长和家庭长期以来独自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身心极度疲惫,难有喘息机会,正常生活无从谈起,悲观情绪往往随孩子年龄而同步增长。值得思考的是,2010年前,韩群凤夫妇一直没给两个儿子办理残疾证并申请政府的救助或补贴,用她的话说就是“自己能负担,就不麻烦政府”。这种心理是众多残障儿童家长的共性特征,反之可以探问的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该为这些家长做些什么?该为残障儿童们做些什么?慈母溺子案是一个人伦惨剧,折射着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也引导着我们对残障儿童的社会政策取向做一些思考。
四、几点政策建议
(一)积极拓宽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受益人群
“抢救性”一词体现出了残障儿童训练重要性与紧迫性的重视;在实际运作中,转向以专项资金来扶助城乡、尤其是农村困难家庭,也富含着人道主义的理念。困难家庭的残障儿童在这一形式的帮助下,可能获取一种康复乃至开启新生活的机会。为此,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自闭症为例。从相关资料来看,美国是对儿童自闭症开展研究和干预最早的国家,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保护网络,自闭症儿童被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成为残障人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个对象群体。在我国的香港,自闭症患者大约有近4万人,香港政府为每位0至7周岁的患儿每月补助1万元港币,15岁以上的则可以经过专业评估后进行职前培训,18岁以后完全由政府负担;除有自立能力的患者外,政府另外每月补给患儿家庭3000元港币。
比较而言,国内开展的抢救性康复项目以贫困与否、六岁以内等作为先决条件,在凸显了对困难家庭及其残障子女救助的同时,反将各类有康复诉求的残障儿童进行了切割,进而有效地回避掉了一种国家和政府责任,遮掩了公共财政投入长时期的短缺。在这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提出质疑,即残障儿童本身并无任何过失,差异化和区别性对待一种共性的康复需要,有可能催生着一种新型的不公正。我们并不预期一种能包容和保障所有类型残障儿童的康复及更多需要的全面普惠型制度能在短期内建成,但一旦确立了这样的制度方向与政策取向作为指引,目前所推行的仅仅面向贫困家庭残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项目本身就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策略,而不可视为唯一或全部。
第二,大力扶持民办康复机构
目前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实施基本是立足大城市,依托正规专业康复训练机构展开的,尚无法延伸至广大农村社区。但这类机构内康复训练的终止,并不意味着残障儿童已然复健如健全儿童。因而如何在长远的将来,使得残障儿童能够在社区内获得更可及的持续的训练与指导,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依调研来看,本文认为最值得的关注的是公共康复训练资源的内卷化,这条路径十分清晰,即各级政府及残联系统独立举办或与地方医疗卫生系统合作举办一批康复服务机构与设施,并将有限的指标及配套资金转向了这些机构。
必须认识到民办康复训练机构有其规模小、适应性强、灵活发展的特性,可以在一些未被公共机构覆盖的区域(尤其是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扎根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持续的社区康复服务。然而,数量本来不多的民办康复机构历来缺少实在的扶持,无力甚至是根本无资格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获得发展所需资金,相当一部分民办机构的生存空间因反复挤压势必日益走向萎缩和被淘汰的境地,类似的实例众多。这一结局带给十分脆弱的社区康复事业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反之,必须将如何有效扶持民办康复训练机构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并作为今后政策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三,推动针对残障儿童家长和家庭的专项政策
抢救性康复项目是一种面向困难家庭的援助性政策,但这一政策的设计并未将家长放在核心位置,家长仅是被动的参与到过程之中。长时间以来,残障儿童的家长常被视为是无助的,无能为力的,且甘于苦难,默默忍受。事实上,家长、尤其是女性家长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康复意义上的优势资源,她们实际上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未被包括家长自身在内的社会广泛认可而已。给予家长更多的支持,一是明确将家长纳入经济资助或补贴的范畴,以减轻其经济负担;二是康复训练过程中鼓励并促成家长间的互教互学互帮互助;三是赋予家长康复训练的全程及各类事务的参与、决策和建议的权利;四是大力推动家长支持网络的建设性发展乃至发育家长自组织;等等。只有在这基础上,类似家长或亲属资源中心的建设、喘息服务的开展等等,才有可行性。有理由相信,如何建构有内涵的积极的家庭支持政策,更大可能发挥家长的作用,将成为未来康复政策建构的重要议题。
第四,加大向老少边山穷地区倾斜力度
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我国残障儿童的康复事业有着美好的未来远景。但这一过程不可能缺少对贫困地区的大力扶持。大部分老少边山穷地区地方经济发展迟缓、财力不足、人才匮乏的局面,为此,宜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区别对待,切实考虑中央财政投入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与拉动,以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